电信新一轮改革在联通分拆传言中呼之欲出

汉学家孔飞力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深刻地揭示了谣言背后的机制。3百多年后，在中国的电信业，似乎为了验证谣言的威力一般，关于联通分拆传言此起彼伏，其影响力甚至威胁到中国联通香港上市的股票价格，乃至众多联通分公司的人员以及资源调配。
　　树欲静而风不止。当涉及传言的国资委、中国网通、中国联通3方官员出面辟谣时，人们似乎只看到其中“电信重组”的可能性，而对其关键——联通分拆——视而不见。
　　不可否认，如今中国电信业已经到了呼唤变革，需要变革的新阶段，业界也一直在打造所谓的“第3次中国电信业重组”，但这毕竟不是以个人、专家或企业的意愿为转移的，其中涉及了众多利益与规划，需要的是慎重再慎重。
　　这一次，联通被推上传言的前台，一方面固然是电信改革的需要，而另一方面，却也是中国电信业中，产业与监管逻辑关系的混乱境况造成的。改革是否倒退？垄断是否打破？联通是否被“始乱终弃”？所有的事情都在“摸石头过河”的政策法规中浮现，却又被后来出现的重重疑虑所包围。
　　改革，到了关键地步，已经无法再用“实验”或“默许以观后效”来应对，它需要的是更系统、更确定性的规划，为日后的3G乃至更长远的发展，做出有效指导。


　

一、 前世今生，联通成了实验品


　

　　联通10年来，一直在夹缝中艰难生存，其涉及的所有变革与战略部署，几乎都有成立初期“先天营养不良”的影子和干扰。而更大层面来看，其悲壮的角色，无可避免地扮演了电信改革的试验品。
艰险草创 不公平的“竞争”
　　1994年，电子部、铁道部和中信等15家大股东共同出资13.4亿人民币，成立了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联通。
　　这被认为是中国电信改革的“首义”，其意义不亚于中国国有垄断企业改革的第一声**响。此前中国电信市场完全由海外称为“邮电部—中国电信”、政企合一的垄断机构所控制。联通的诞生在这个大一统的垄断上撕开了一个小口。
　　但在相当长时间内，这种竞争只有象征意义。
　　虽然有近乎豪华阵容的股东阵营，但相对电信业这样“资本密集型”的行业，最初的投资只是杯水车薪，特别是和邮电部—中国电信竞争，就更显得微不足道。到1998年，邮电部—中国电信拥有100万员工，约6000亿固定资产，超过5大军工企业总和，年营收约1800亿，其网络规模在全球电信企业中排名第一。
　　和其他行业的竞争，其产品可以简单地相互替代相比，电信业却是个高度规模经济的行业。Metcalfe定律指出，网络的价值和其节点数的平方成正比。中国电信与联通的网络价值比就相当于“N的N次方”与“N”的代数级别比。
　　但这还不是全部的“竞争优势”，比起邮电部的政策压制，资源其实根本不算什么。联通拥有第2张全业务牌照，理论上可以开展全部业务，也曾得到批准在天津等地试点市话业务，但由于“竞争”，联通根本无法接入邮电部—中国电信的网络，互联互通的遏止从根本上制约了一个新兴运营商的发展，结果当然是无人问津。在一些地区，甚至达到联通的用户打不通中国电信110和119电话这样骇人听闻的地步。
　　所以，对联通自1994年成立，到1999年经过5年“成长”，只占据中国电信市场的1%、移动市场的5%的境况就不难理解。
　　由于移动通信发展较晚，联通和中国电信的移动网络规模差距相对较小，而且利润较丰厚，所以联通集中力量发展移动业务。在中国电信分拆后，联通成为一家徒有虚名的“惟一全业务运营商”，实际上成为第二大移动运营商。这是中国电信改革的一个长期特点：政策层面的“名”和市场层面的“实”经常是脱节的、矛盾的。
　　所以，有了表达“实至名归”需要的传言产生。
“中中外”融资联通的无奈
家底如此单薄，为了生存发展，联通不得不采用一种“灰色“的融资方式，即被俗称为“中中外”CCF(China-China-Foreign)的模式。
直到入世协议生效之前，中国法律不允许外资直接拥有、经营和管理中国电信企业。为了规避这种限制，在一个区域的网络建设中，联通会安排一家分公司，即“中”，和一家外资企业，一般是电信公司组建一个合资企业，由该合资企业，实际上一般由“外”方控制，建网买设备，再租给“中”联通。
　　业界对这种方式始终存在不同的评价，最大的反对声音是来自那些对“国有资产是否被外国控制”的怀疑。
　　联通方面曾坚称外国人没有直接投资，“中中外”是一种“典型的‘项目’融资方式，是国际上通常采用的方式”。实际上，以例行的“项目讨论会”形式，多数外方都直接参与了经营和管理，甚至完全控制了财务，外资得以“变相”进入中国电信市场。
　　虽有违规之嫌，但联通通过这种方式引进了相当于约100亿人民币的外资，截至被叫停时，据说签署超过150亿元合同，运作共43个项目，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联通初期的成长。也正因此，一直没有多余资金投入的政府，对此持默许态度。
　　但随着事态发展，“中中外”被证明只是一种过渡产物。联通虽然得以初步实现全国覆盖，实际上却被分割成40多个项目，和政企合一的竞争对手相比，缺乏统筹兼顾。“项目融资”就是挣快钱，但缺乏长期价值的关注。最重要的是，由于互联互通等诸多原因，一些项目收益并不理想。最终，政策不确定性的风险爆发了。
　　在一系列表态之后，1999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信产部正式下发《关于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中中外”项目融资问题的批复》，称“中中外”项目“违反了国家现行的政策规定，必须予以纠正”，限期清理完毕，最终一锤定音。
　　外方的激烈反对可想而知，要求按照国际投行的惯例予以赔偿，即兑现合同期内全部回报（远远高出本金），而联通只能返回百分之十几。外方更建立攻守同盟“联通投资者协会UIG”(Unicom Investor Group)，此外还涉及国内诸多重量级的合作者，一时内外交困。
　　在政府支持下，联通高层恩威并施，用强硬的态度和高明的手段比较圆满地解决了此事。首先停止分配现金流，并限定了补偿计划的底线(Deadline)，对补偿方案按项目收益情况弹性处理，更重要的是，承诺部分外方优先购买联通股票，既不必动用现金，也减少了上市的阻力。外方的攻守同盟逐步瓦解。
　　如果执着于法律层面，“中中外”可谓“始乱终弃”。但在市场层面，这也许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渡。联通得以初步搭建起全国的网络，外方实际上还是有所斩获，并最终以完全合法的方式对联通进行战略投资。
　　也许更重要的是“中中外”正反两面的教训。电信业是一个长期投资的行业，政策不明朗，投资者就只能选择放弃，或者急功近利。而最终变坏事为好事要归功于向投资者提供一个较明确的远景：对抗到底，可能血本无归，但如果采取合作态度，不但可以得到相当的补偿，并且能分享未来长期的成长。外方从长计议，也能勉强承受短期的损失。政法最终都是服务于市场。今天政府处理各种传言时，完全可以以史为鉴。
学习再学习联通春天苦短
　　“中中外”项目的妥善解决意味着联通艰难创业阶段的终结。此后，更具实际意义的事项被加注于联通。
　　回顾当年成立联通时的诸多考虑，其中拉动电信设备“中国制造”就是最大目的之一，也正因此，管理电信设备制造商的电子部参与投资成立联通，相当于一个战略投资。今天各方在TD-SCDMA上的博弈也是相似的逻辑。
　　这方面，国家首先借鉴了英国模式。
　　虽然是市场经济国家，但欧美各国的电信业也长期是独家垄断，因为传统经济学认为，电信业属于自然垄断，应该由行政加以管制，以求得更大的社会福利。但较新的研究却表明，由于信息不对称，行政管制实际上变成了垄断的共谋。此外，移动通信、网络通信的发展也显著地改变了“自然垄断”的技术函数。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各国相继推进电信改革。而中国是这一波浪潮中道路最为漫长曲折，场面最为波澜壮阔的一个。
　　有两种模式成效卓著也特色鲜明，分别是美国和英国模式。美国模式简而言之就是分拆。继MCI之后，联邦政府于1974年发起对AT&&T的诉讼，8年之后，司法部与AT&&T达成庭外和解。该方案除了将AT&&T长话市话分离，更将剥离出的市话业务成立7家独立的地区性贝尔电信公司，并禁止相互进入。
英国模式简而言之是分立新运营商。以1981年1月国会通过电信公司法为起点，在将英国电信逐步公司化、民营化的同时，水星通信公司Mercury Communications获得经营许可。
　　可以将联通视为中国的水星，但联通并没有取得水星一样的成功。对比英国模式，其中缺陷一目了然。
　　英国政府同时推行民营化和开放竞争两个相互冲突的政策目标，被认为是改革的一大亮点。今天回顾历史，也许在更深层次、民营化和开放竞争诸方面是相辅相成的。而在中国，虽然早在1995年，邮电部就将中国电信注册为独立法人，但在海外研究人员看来，并没有任何实质的改变，仍然将之称为邮电部—中国电信。
　　行政力量是中国电信打击联通的有力武器，所谓开放竞争也就无从谈起。即使到2004年，中国电信业已经拥有6家运营商的“竞争”格局，但仍然会发生运营商高层换岗这种违反市场规律的事情。这样看来，国外干脆认定，在中国只有一家“国家”运营商，而“6家”都是其子公司而已。
　　学习英国不见成效，在公众和入世的压力下，政府转向美国模式寻求智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分拆。1999年中国电信按业务被“一分为四”，在2001年更进一步将固话运营商南北分拆，最终奠定今天的格局。
　　同期联通可谓双喜临门。不仅“欺压”自己多年的竞争对手被肢解，实力大为削减，而且政府对联通在各方面都大力扶持：国家以各种方式注资总计约126亿人民币、中行向联通提供贷款总计220亿；2000年6月联通被批准在纽约和香港上市，募集64亿美元；建立CDMA网；在管理和人力资源上也得到加强……
　　此消彼长，从此联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截至2004年1月，联通(0762.HK)共获得7356万GSM用户，2007万户CDMA用户，总计9363万。这些数据虽然比分拆前翻了数番，但并没有让联通从此翻身做主人，它依然是在众多运营商的挤压下苟延残喘的那一个。
　　由此可见，中国电信改革无论借鉴英国还是美国模式，都只注重了前端市场的竞争态势，而忽视了后端的产权改革。在美国模式中，AT&&T一直是私营公管，不存在这个问题。英国模式却是民营化先行，将垄断机构从主体变成客体，然后才推行市场层面的改革。但中国电信业改革即使到今天，主要的4家运营商都已上市，产权方面还悬而不决，乏有建树。
　　关于联通分拆的传言也是这种前后脱节的表现。
C网的存在，也是一种无奈
　　联通分拆余言的关键，是其双网运营。C网对于联通，既是机会，也是无奈。如今反观联通的CDMA之路，其实也就是中国电信改革之路的一个浓缩。
　　早在联通成立的同年，中国就尝试和高通合作发展CDMA。虽然已经进展到组建合资公司的地步，却因为产权诉讼风险等阻碍而流产。此后，国家尝试与军队合作发展CDMA，并顺利实现。
　　1995年，邮电部与总参谋部联合下文，决定在全国采用CDMA制式建立800M蜂窝移动通信网络。1996年4月，两部再次下文确立了初步的执行方案：在北京、上海、西安以及广东的一两个城市(最后定在广州)建立CDMA试验网。具体的合作模式是各军区与地方邮电管理局或具有一级法人资格的中国电信子公司“军民共建”的“长城公司”。1997年3月，在北京电信长城试验场完成了中国第一次CDMA通信。
　　但在中国电信被分拆之后，CDMA项目被迫转手。而军队改革的进展，也要求军队结束全部商业运作。两大股东一齐撤出，才给了联通接触CMDA的机会。但即便这种“捡来的便宜”，也要服从入世谈判的大局。
　　1999年4月1日，作为入世谈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电信高层会议在广州举行。谈判规模之高由级别可见一斑，美方由商务部部长戴利统领，中方由信产部部长吴基传亲自领队。双方第2天就中美CDMA移动通信合作签署协议，其中涉及高通等众多美国著名电信公司。
　　当月，国务院就召开会议，决定将CDMA列入扶持联通的菜单。
　　但随着入世谈判的一波三折，CDMA建设也起伏不平。在屡次真真假假的“叫停”之后，2000年10月16日，时任联通常务副总裁的王建宙公开表示，“肯定”采用窄带CDMA标准，建立第2张移动通信网。这一声明当日被认为“给充满变数”的CDMA悬念画上了一个分号。
　　但5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看到预示发展成果的句号，相反，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号。
　　当时业界就普通认为，联通发展窄带CDMA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了一年多，而且这种技术存在有不确定性。其实，主要的问题还是联通已有的GSM网。
　　1999年初，联通G网只有500万容量，用户100多万。联通那时就一直关注C网，希望C网能和中移动的G网平分秋色，但迟迟得不到政策层面的认可，无奈之下只好专注于G网的发展。如今，机遇巧合，终于“肯定”之时，联通G网的用户数已经翻了3倍，远不可能发生“弃车保帅”的剧情，再次无奈后，只能统筹兼顾了。
　　此后尽管联通想尽各种办法，如双模手机、双模卡等等，但正如2004统计中7356万对2007万的差距，联通的C网和G网始终存在倒置。C网被确定为未来发展的方向，却拥有较少的客户； G网贡献了联通主要的现金流，但目前只限于被动的扩容。
　　中国电信首创了CDMA，却拱手让给了竞争对手联通；联通最初得到CDMA被视为一种扶持，最后反而变成为国家作了贡献。这种事与愿违的戏剧在曲折的中国电信业改革进程中一再地上演。
　　中国改革始终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色彩，不可避免地经常有掉到河里的插曲，更多的情况下是成功地摸到第一块，却发现后面没有石头了。眼下，重要的在于能够尽快地爬起来或者退回去继续摸。
　　而目前的联通就到了这样一个时刻。


　

二、 联通内外交困，产业需要新变革


　

　　也许，传言是某些利益团体的杰作。但不可否认的是，联通糟糕的业绩与双网交困的局面，为传言创造了最好的基础与蓝本。
互联互通呼唤新格局出现
　　联通成立之初，由于垄断、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新兴的运营商只能在夹缝中寻求发展，专注于发展移动通信业务。但1999年中国电信一分为四之后，联通的竞争对手就变成了拥有中国全部移动资源与实力的中国移动。
　　中国移动通信市场初步形成一种双寡头竞争的格局。
　　如同各国电信业发展的规律，传统的、也是主导的经营商和新进入的、相对弱小的运营商在目标客户上高低相对，前者通常采取差异化战略，创造更多的价值以挽留现有客户、附带吸引低端用户提升自己的需求；而后者通常采取低价战略，主要吸引主导运营商的用户转网，以及第一次入网的低端用户。中移动和联通的竞争基本上符合这种规律。监管机构对联通的资费非对称管制也首肯了其推行的低价政策。
　　但无法否认的是，联通C网和G网并存的特殊情况增加了这种格局的复杂性。此前中移动以139全球通的契约用户和136神州行的预付卡用户来区分高低端，其中136相当于和联通正面竞争。而联通定位C网为高端，G网为低端与中移动针锋相对。
　　联通的这种安排是现有资源下的合理逻辑，相应存在一些显著的缺陷。有观点认为CDMA在技术上相比GSM具有优势，但技术上的优势必须体现在具体的应用中。中移动拥有更丰厚的现金流，更强大的人力物力，在网络优化上显然要稍胜一筹。更重要的是，所谓高端，技术只是工具，价值在于通话对象。用马太效应来解释，中移动拥有更多的高端用户，也就能吸引更多的高端用户。
　　而联通C网，到今天为止，也没有真正发展起自己的高端用户群。一方面，转入C网的用户有很多原就是自己G网用户。联通可不想成为“左右手互搏”的周伯通，内耗也并不是生存发展的方式。另一方面，网络质量限制了发展。摊开来说，联通的网络还需要极大的改善，互联互通问题也需要缓解。因此联通推出的扩展高端用户的战略并无大的收获，即使不惜血本地赠手机，相当多的用户也会重新回归中移动。
　　从根本上讲，互联互通的阻碍，才是最致命的。
　　互联互通因地不同，但形势却始终十分严峻。2003年初，中国联通河南分公司对媒体哭诉，如果说互联互通问题在全国是“星火燎原”，那在河南就是“遍地开花”——三门峡、濮阳、信阳、许昌、驻马店、漯河、焦作，甚至郑州市部分区域，全省几乎一半地市的接通率都在30%上下！
　　即使始终存在强硬的监管压力，但大家都心知肚明，中移动和联通的市场份额对比悬殊是互联互通难以突破的根本原因。2003年9月，“3G在中国”全球峰会上，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史炜发表个人观点称，联通可能实际只占有不到20%的市场。
　　语音业务是高度同质的产品，再加上非对称管制，联通还不能对中移动构成直接的替代。但随着高度差异化的数据业务方兴未艾，中移动成功地拉大了对联通的优势。姚明的号召力相比周杰伦并不逊色，但移动梦网的丰富程度却比联通新时空超出不少。
固网跨界，加剧市场竞争
　　在赶超战略不如人意的同时，联通安身立命的低端市场却在固话运营商小灵通业务的迅猛攻势下岌岌可危。
　　在监管机构公布的电信业目录中，小灵通至今被规定为固话的延伸。但这种解释只在技术意义上成立，实际上小灵通就是一种移动应用，市场覆盖对手机构成直接替代。小灵通在政策上享有市话价格和单向收费的优惠，在技术上利用固话网的冗余，在市场上也能够满足中国二元经济的需要，因此挤得很多中移动和联通的营业厅门庭冷落。其中，又以资费低廉、大众用户居多的联通受害最重。
　　市场经济具有逐利的本性，行政壁垒也不能阻挡。由于移动市场的肥美， 众多运营商都凑了过来。除了中移动外，固话运营商也是花样百出，志在必得。除了小灵通外，相继推出“手机休息站”、“一号通”、大灵通(CDMA450)、数字集群手机、WiFi等等服务。
　　如此说来，2005年3月24日，联通(0762.HK)交出了一份“平淡得甚至有点难看”的年报，也就不奇怪了。
　　联通2004年每股收益仅0.117元，不仅低于2003年的0.118元，更低于证券机构先前0.14~0.15元的预测。当年净利润43.9亿元，也远低于机构投资者预期。在年报公布前两周，联通在国内A股和香港红筹均扮演了“领跌”角色，市值总计蒸发了近40多亿元。其中有谣言的影响，但还是反映了联通在市场表现的低迷。
　　联通的新困境反映了一种“有限竞争”思路的破产。两次分拆只是将邮电部-中国电信大一统的垄断分拆成基于业务、地域、管制等诸多形式的“细分垄断”。联通依然没有在任何领域里得到好处，惟一的个性所在就是C网，却因为没有良好的应用与支持，只落得无奈挣扎的局面。
　　时至今日，与其任由市场混乱，不如痛快地给固话运营商“正名”，也给联通一个痛快干脆，将有限资源投入到自己真正想做的、能做的事情上。
　　其实，分拆联通，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能解联通于倒悬之苦。


　

三、 回归失误，挽救中国电信产业


　

　　透过重重传闻，人们感受更多的，还是联通，乃至中国电信产业的困境与混乱。如今的局面，需要一个重大变化，而拥有糟糕业绩的“实验品”，无可避免地承担起了这个角色。
拆，其实也是一种必然
　　为什么？在多方辟谣后还是越传越盛？用专家的话来解释：没有具体表态！“3G的谣言也是此起彼伏，就是因为监管机构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表。如今，人们已经懒得直接去炒3G，而是转去炒各种与3G发展可能有关联的东西了。比如牌照。而联通的传闻，也是因为没有具体的表态，它又正好和牌照数量有关系，不炒它炒谁呢？”
　　但显然3G定论不可能拖出2006年，因为考虑到网络建设期，不能耽误“数字奥运”。那么，联通的命运什么时候能定呢？
　　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如何处置，联通不可能将G网带入3G时代。3G的投资在千亿级别，如果两张网都带入3G，联通自身家底不够，国家也没有理由买单。现在官方的辟谣等于既不承认这样明显的因果关系，也不能提出任何逻辑上成立的方案，就不能不令大家更加狐疑。除非……不上3G了，这更加荒谬。
　　有观点建议联通将G网出租，甚至考虑租给民营资本，但其可行性在提出不久就被否定了。只要联通仍然拥有G网的产权，它就还是处于“左右手互搏”的困境。
　　在出租的谈判中，联通肯定希望能够获得丰厚的租金，以投入C网。但C网的优化必然会吸引G网用户转网，同时G网已经只限于被动的扩容，加之3G投资巨大，考虑到这些负面因素，再加上政策风险，潜在的租家不太可能开出令联通满意的价格，或者租用之后，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而租给民营资本，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无论联通还是监管机构都承担不起，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很小。
　　也有人想过变卖，固话运营商也表达过强烈的购买愿望。但这场交易也不是双方点头就能行的。上市公司的股权变动、国有资产的配置变革以及市场结构调整，都必须通过国资委和监管机构以及资本方的三重确认，变卖可能比分拆还要麻烦。而买方的性质也要经过考察，中国电信业改革始终回避产权环节，不可能一夜之间取得突破。
　　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将G网永远留在2G时代。3G将存在漫长的过渡期，小灵通、2G、3G共存共荣未必不可。但目前可以确定固话运营商将取得3G牌照，区别只在于标准等具体执行层面。如此一来，日后的联通G网将处于移动市场的最底层，其收益将大打折扣，到时，恐怕联通想甩都来不及。
　　联通的景况，也许真的到了只能分拆的局面。
拆，并C网入中电信
　　据说国资委曾表达过各个行业的央企不超过3家的意向。但无论出于压力或动力，政府只有在效果明确的前提下才会采取行动。和欧美相比，中国电信业改革并没有一揽子的计划或裁决，而是一个长期的“摸石头过河”过程。即使相关的政府部门，也没有哪一个可以绝对拍板。在这样不明朗的前景下，所有长期的计划等于没有计划。所以所有的主体都倾向于短期行为，要求立竿见影的效果。由量变到质变。
　　两次分拆的结果虽然仍是“细分垄断”，但执行却也是雷厉风行，为日后更加市场化的格局作了铺垫。另一方面，信产部对小灵通“不鼓励、不干涉”的表态看似轻描淡写，实际意义要比两次分拆更为重大。
　　这个态度正宣布了移动市场的开放，“细分垄断” 瓦解的开始。但这次开放到现在还是有实无名，人们仍然言必称“固话运营商”，而且小灵通在技术上被认为没有前途。同时，同样是国家资产的联通，成了这次尝试的最大受害者。政府已经达到开放移动市场的目标，那么就要对这块国资负责。
　　目前，政府最迫在眉睫的是解困联通。如果纯为减少运营商数目，为名而实，无异于行为艺术，不符合政府一贯的行为模式。如果分拆联通，既能做实前者，又能让后者资产保值增值，才是最佳方案。
　　3G牌照还在艰难的博弈中，所以联通G网如何升级3G目前仍然是一个长期问题，不是关注的中心。而由于中电信的雄厚财力，只要拿到名分就心满意足，并不在乎C网还是G网。所以短期考量，有关部门更关注市场力量的均衡。尚能贡献较丰厚现金流的联通G网将划给较弱的网通，以加强其实力。而C网的前景不论多么美好，现在还不够强壮，是个投资的无底洞，划给中国电信，对中移动、网通方面的威胁要相对小些，二者的阻力也相对薄弱。
　　监管机构也要考虑联通方面的意向。如果一定要分拆，看值不看势，联通显然会倾向和相对较弱的网通整合，无论人事、资源各个方面的安排都更有利。并且最终分拆的实也会包装一个更能为各界接受的“名”，更可能是联通“合并”网通，网通弃名而就实，整合后的实体将沿用联通的品牌，是为联通“弃英就美模式”后的3.0版本。
　　可以预期，联通分拆将引发股市的震荡，而且分拆相关的财务运作颇为棘手。但如“中中外”的案例所显示，如果能够给投资者确立长期而清晰的正面远景，投资者也可以勉强接受短期的损失。
　　股市终究要着落在产业的基本面上，如果投资者认可分拆，财务的事情只要拍出银子，肯定有人能做得天衣无缝。关键还在于政府分拆的决心和沟通的技巧。


　

四、 猜想：分拆联通后的中国电信格局


　

　　所有围绕联通的猜测，其本质，还是3G，是牌照的发放数量与方式。不可否认，3G必将深刻地影响中国未来电信产业的格局。而如今的混乱局面根本无法承担3G带来的冲击与巨大的投入。
　　呼唤变革的声音越来越大。而一直遭受“多头经营”煎熬的联通，也在呼唤着更正的时机，那就是合理分拆与重组。
　　假如真到了那个时候……
　　“兼并中国网通”的联通3.0仍然是市场上的“小伙伴”，不过比以前要大出很多。虽然加上网通的财力，在3家中跃迁3G也仍就最为艰难。也许必要的时候仍然需要国家出手相助。
　　中移动仍将保有头马的地位，但中电信是令人敬畏的对手，肯定不再有往日绝对的优势。也许中电信最开心，终有出头之日，可以放手大干一场。5年之后，CDMA又回到了“中国电信”这个牌子下面，令人感慨造化的神奇。
　　而大唐电信很可能是一个失意者。政府对TD-SCDMA一直是高起低走，抱着“积极稳妥”的态度。如果运营商减少为3个，在中移动和C网都已经没有机会，联通3.0是否会考虑呢？对此显然不能乐观。政府是否会像欧洲及其他一些方面所提议地那样发出WCDMA和TD-SCDMA的捆绑牌照？这种方案就好像一些PC厂商预装Linux操作系统，其实和经销商和用户都心照不宣，购机之后就将其删除，安装盗版Windows。
　　但天无绝人之路，TD-SCDMA很可能将成为数字集群电话的标准，虽然相比部分拥趸畅想的“10000亿市场”不能同日而语，但相比各方在研发上的投入，仍然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更理想的一种假设是，3家运营商共同出资建立一张TD-SCDMA“试验”网，分担风险和收益。有专家观点认为，TD-SCDMA相比其他两种标准在支持应用上有所不足，但容量上却稍胜一筹。也许民族标准可以扮演3G时代的小灵通，这对于设备制造商是一种更优的方案，但运营商的积极性需要加以推动。这种架构也可以为中国电信业的产权改革提供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空间。
　　……
　　猜想中的和平景象也许过于理想化，但如果整个产业能摆脱原有的“随性摸索”、“乱抓石头”的发展姿态，转而以更具规划性、长远性的政策辅佐的话，中国电信业的长远未来会有歌舞升平、气象更新的一天。